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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贤遗风抚燕赵 新区人民建雄安之“清初大儒”——孙奇逢


来源:凤翼雄安综合

在明末清初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有这样一位容城儿郎:奸臣当道,他却不畏奸佞,殚财竭力营救忠良;虽是一介书生,他却不惧生死,击退清兵,保卫家乡父老;拒征隐居,他却身在江湖,心忧天下,桃李多能臣。他就是与黄宗羲、李颙合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有“北方孔子”美誉的理学大家,孙奇逢。

编者语: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燕赵大地上产生了以“容城三贤”为代表的三贤文化。这些最具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原生态传统文化中,留存着中华民族最珍贵的DNA,塑造了雄安特有的历史文化气质。

在明末清初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有这样一位容城儿郎:奸臣当道,他却不畏奸佞,殚财竭力营救忠良;虽是一介书生,他却不惧生死,击退清兵,保卫家乡父老;拒征隐居,他却身在江湖,心忧天下,桃李多能臣。他就是与黄宗羲、李颙合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有“北方孔子”美誉的理学大家,孙奇逢。

《清史稿》记载:“孙奇逢,少倜傥,好奇节,内行笃修。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容城三贤”之一孙奇逢的传奇人生。

1、生平简历

孙奇逢(1584~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别号夏峰先生,明清之际学者,与李颙、黄宗羲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儒”。

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出生于北城村,祖居贾家庄(今贾光村),其父孙丕振,是一位村学先生。幼时,父兄辈给予他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有志,以先贤刘因、杨继盛为榜样,嗜学成癖,亦十分注重个人品德修养。14岁入县学,17岁便考中举人。善交友,所友皆名士。如定兴的鹿善继、高阳的孙承宗等。与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忠、周顺昌,则以“国士”相知。明熹宗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结成阉党,把持朝政,残酷迫害东林党人。左、魏、周等先后被捕入狱。孙奇逢得知这消息,便冒着极大的危险,挺身营救。先是慷慨致书带兵在榆关的孙承宗,让他利用“枢辅”的身份,设法营救左光斗等人。孙承宗见信后,致书皇帝,以边关有事为由,要回朝“面授机宜”。魏忠贤探知此信,慌忙进宫,绕御床而泣,说孙承宗要“提兵数万欲清君侧,奴等必无噍类矣。”年幼的熹宗听信了魏忠贤的话,驰旨制止孙承宗回京。魏忠贤奸人得计,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左光斗等人。鋈指他们有大宗赃款,严期交出。孙奇逢又冒着身家性命危险,不顾盛夏酷暑,到处奔走,筹措募捐为左等赎命。鹿善继之父在这次事件中也出了不少的力。及至把钱数凑足,送到都门,左、魏、周已被杖杀于狱中了。世人在同情左、魏、周,痛恨魏忠贤阉党的同时,高度赞扬孙奇逢等急人危难的高尚行为,把孙奇逢与孙承宗、鹿正(鹿善继之父),誉为“范阳三杰”。

明末,清军大兵逼近容城,孙奇逢反对异族侵入,毅然率领亲族乡党入城,冒着连绵细雨,抢筑坍塌的城墙,抗击清兵。附近的县城均失陷,独容城未被清军攻破,但明朝大势已去。孙奇逢不得已而率部分族人避走易州(今易县)五公山隐居,教授族内及附近青年读书。1649年,孙奇逢老家的田地被圈占,他带着全家南迁至辉县,在苏门山下百泉湖畔,继承苏门讲学之传统,办书院、立学社、开堂讲道、接引门生。1652年,工部都水司主事马光裕敬佩孙奇逢的为人和学问,将其在夏峰村的土地和房屋慷慨地赠送给他。从此,孙奇逢在夏峰村安身立命著书立说兴办百泉书院,广收生徒以教之,讲学论道直至终老。所以又被称为“夏峰先生”。明清两代统治者,曾先后11次征召孙奇逢出仕做官,都遭到拒绝,被后人美誉为“征君”。

1675年(清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孙奇逢逝于河南夏峰,结束了教授著述生涯。其年十月葬于辉县之东原,从祀于百泉之文庙,夏峰、容城有专祠。

2、学术思想

(1)创立夏峰学派

宋明理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到了明末清初已是日近末流,两派的学人聚讼数百年,各自围绕着自己的观点依旧喋喋不休,以至争得不知何去何从。就在这种流弊日甚的争论中,大多都成了袖手谈心性的腐儒,孙奇逢以自己的言行,身体力行,上继往圣下开来学,调和朱陆,阐明了自己的主张,为进入死局的理学指明了新的道路,因此“夏峰学派”在清代学术史上举足轻重明末清初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经过明亡的惨痛,学人们开始反思,因此名儒辈出,孙奇逢则以“泰山北斗”的地位与黄宗羲和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与黄宗羲被尊称“南黄北孙”而按当时看来孙奇逢则地位犹高。

黄宗羲之父黄尊素本是东林人士,而孙奇逢早年便结交东林党。他比黄宗羲大26岁,亦是黄宗羲的父辈,两人虽没有直接见过面,但却有书信往来,孙奇逢晚年寄诗给黄宗羲,勉励他要努力传播其师刘宗周的学术。大学者傅山也曾千里迢迢,从山西行至夏峰村专程拜访孙奇逢。并请孙奇逢为其母写了墓志。而王夫之其时蛰居窖洞数十年,并不为世人所知,他声名大行于世是由湘乡后学曾国藩梓行其著作开始,距此已是一百多年后了。

对孙奇逢的评价,其时自然是推崇备至,及至近世梁启超,嵇文甫,徐世昌……等诸多名贤硕儒亦给予高度评价,因此孙奇逢在明清两朝学人中以辈分最高、年岁最长、德望最重(孝友节义名闻天下)、学问最醇(夫子之道)而地位特殊,声名犹著。所以黄宗羲《明儒学案》单独为其例学案,(《明儒学案》上起方孝孺,下至刘宗周,二人皆死节,而明亡至康熙十四年孙奇逢逝世越三十年,明儒遗民众多,黄宗羲只取孙奇逢一人例案,地位可见特殊)。至民国成书的《清儒学案》第一则为《夏峰学案》,《清史稿—学人例传》第一便是孙奇逢,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在中国儒学史上,孙奇逢的地位显赫,《清史稿儒林传》中,他被列在第一位。一生著有《理学宗传》、《读易大旨》、《四书近指》、《书经近指》等传世的哲学专著。

(2)苏门讲学,独具特色

孙奇逢定居苏门之后,便开堂讲道,接引门生。他齿尊德高,教授又颇得法,因此名声大震。远近儒生学士,纷纷汇集苏门,拜师从学。他的讲学有如下特点:

其一、有教无类不分贵贱

孙奇逢平易谦和,不以讲学自居。除在学社、书院教授生徒外,还广泛接待各阶层求教者。不论贵贱贤愚、瑕瑜老幼,凡来就学,皆披衷相告,娓娓不倦。因此,上自公卿大僚,下至田夫工匠,少自牧童,老至村叟,皆望风景从,求教问难。即使某些做过错事的人,例如悍卒、武弁,他也倾心相待,谆谆诱迪,劝其为善。有人责难他瑕瑜不分,门徒太滥。他解释道:“与人为善,论其现在。已往、将来安可必耶?”就是说,应该着重于现实行为,而不可苛责过去;更不能因为未来难测,而放弃眼前的教育。

其二、因人施教不主一端

孙奇逢教人,重在实行。问答因人,不拘一格。矫枉救失,各衷于理。按照不同对象讲解所近之理,使人人各得其道。对于有志于儒学的人,为之讲经说史。对于现任官员,教以爱民,“匹夫为善,康济一身。公卿为善,康济一世。愿公减一分之害,民受一分之利。”对于平民百姓,不以难行之事绳之,聆其教者,皆以“圣贤”可为。有些人从千里之外投书求教,他也为之条分缕析,亲笔作答。

其三、授田筑舍边读边耕

由于清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一些因圈地失去家业,或不满清朝统治而不愿出仕做官的知识分子,背井离乡,负笈奔赴苏门。孙奇逢将马光裕所赠土地,同样授给留居苏门的弟子,使其躬耕自给,边耕边读。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他鼓舞门生和子侄“耕于此,读于此”,不要“小视学稼”。

不耕田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读书治学。这些看法,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学者,无疑是有深刻意义的。

3、历史影响

孙奇逢的学生中有高官,有醇儒,有军事家,有科学家等等皆有所成,黄宗羲评“北方之学者,大概出于其门”。他培养影响了清初北方整整一代学者,而且薪火相传,代不乏人。仅就其年谱有据可查的就有200多人,《清史稿》中自称弟子或私淑的也有20余人,余者投书问业的弟子,再传弟子私淑弟子就难以计数了。

于此他自己也不无欣慰,在《夏峰歌》中写到“门前履满,敢云洙泗士三千”。

孙奇逢未尝一日为官,但正是他的这些门人弟子尤其是那些官至尚书、翰林、知州、少詹事等高官们使他的学术影响了高层。

他在世时便享誉已久,尤其晚年更是“群仰夏峰做乔岳”所到之处人们夹道欢迎,争相挽留。有的怀抱婴儿也要让他看一看,为的是待婴儿长大成人可以骄傲的对人说在小的时候曾亲眼见过孙先生。

孙奇逢去世后,引起了他的友人与门徒的悲痛。门人弟子50余人守灵祭奠,外地弟子不能至夏峰者,亦服心丧,就地追悼。地方官吏、士大夫吊唁者络绎不绝,有的从数百里之外赶来。京城之内,自内阁九卿至府、院、寺、署诸公,识与不识,“咸怀私淑哲萎之辈。醵金致奠,无一不与者。”农夫牧童、商贩佣工,也为之罢市停耕,奔走哭吊,哀声震地。据顾炎武云“会葬近千人”,可谓隆重。安葬之后,仍有人从千里之外来夏峰凭吊,拜像长哭,“以所学相质”。(张显清《孙奇逢评传》)汤斌、魏一鳌、王余佑、耿极等众多弟子皆传其衣钵者,稍晚则有马时芳等承其绪。“夏峰学派”对后来的“颜李学派”的形成更是意义重大,当世则有李之鉴、张显清诸多学者传其学术。

孙奇逢思想不但在学界影响深远,在本家族更是世代延续。进入21世纪的夏峰村仍古风犹存,孙征君墓和兼山堂在夏峰村后人的保护下依然存在。夏峰村孙氏克承遗风,书香不绝。村子里孙氏后人家家大门的门额上镶嵌的都是刻有“堂传孝友”、“家世金容”、“躬行实践”、“金容望族”等字样的门额,对联有“家本金容迁卫水,堂传孝友续兼山”横批有“容城世泽”、“半耕半读”,这里所含的是家庭和睦,热爱故土,做事脚踏实地,现代社会“耕读”则是要边工作边学习提高自身修养了。

孙奇逢对容城县影响也是深远的,他南迁以后仍有多名容城籍士子赴河南求教,是掀起“夏峰学派”研究热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李政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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